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红色汽车随处可见，可残疾人群体却似隐匿在城市角落，难觅踪迹。武汉无臂男子使用无障碍通道乘地铁，被要求出示残疾证；西安残障人士去乐园游玩，入园前得签安全责任书；浙江饭店里，聋哑人用手语交流，遭邻座男子无情嘲笑。这些遭遇仅是冰山一角，难怪8000多万残障人士鲜少现身公共场合。

今天，咱们抛开煽情，直面残障人士真实的生存困境，探究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。生活中，诸如“那小孩走路怪，还想找工作”“看不见就别乱跑”“脑瘫就是傻子”这类伤人话语不绝于耳。长期以来，误解与偏见如荆棘，刺痛残障群体，筑起阻碍他们融入社会的隐形壁垒。

按规定，百人以上企业应按不低于1.5%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，可现实中，许多企业宁愿给残疾人最低工资让其居家，也不愿接纳他们入职。当下，残疾人就业人数仅 912 万，意味着每十个残疾人里，仅一人能谋得生计。企业虽有难处，可这也凸显了残疾人就业之艰难。

电影《小小的我》里，脑瘫患者刘春和去咖啡店应聘，店长先是强调要记各种咖啡品种、接待不同顾客，刘春和努力解释后，店长才吐露真心：只想招“普通人”。实际上，这912万就业残疾人，有的做云客服、外卖骑手，或是盲人按摩师，这些已是就业情况较好的部分。对普通人，工作是生活一部分；对残疾人，工作是被当正常人的凭证。刘春和应聘成功，外婆欣慰说有工作就能买衣、交友，刘春和则坚定表示工作是他的尊严。

很多人以为残疾人只是身体不便，实则不然。他们不仅承受身体缺陷的痛苦，还面临被社会边缘化、成为家庭负担的困境。2016年，“国家之宝”残疾人护理院一年内五次加收费用，残疾人还遭非人虐待，床边有死猫鼠，每餐只有鱼蛋萝卜和白米饭，有人甚至长期被绑在床上，满身伤痕。（剑桥养老院虐老事件）

2002-2004年，康桥之家院长张某多次侵犯智障女孩，因受害人无法清晰表述，张某竟无罪释放，2016年，该院八个月内又有六名智障人士离奇死亡。若不是媒体报道，这些黑暗内幕恐难见天日，不知还有多少残障人士在隐秘角落受苦。

数据显示，残障儿童遭受暴力的可能性是正常儿童的3-4倍，残障成年人是正常成年人的1.5倍。智障儿童中，68%的女孩和30%的男孩在18岁前会遭侵犯。家庭本应是残障人士的避风港，可并非所有家人都如刘春和外婆般包容。电影里，小时候刘春和藏进旅行箱，父母发现后没紧张，反而像卸包袱般幻想没他的家什么样。可见，外界歧视、家人冷漠，都让残障人士受伤，而我们没经历他们的生活，也无权苛责。

好在社会总有温暖一面。在纪录片《人生第一次》中，身患北骨肌萎缩症的王绍军，用积蓄创办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，已帮4000多位残疾人重拾自信。有个片段，招生老师唐国立接新学员叶子，因残疾需路人帮忙搬轮椅，唐国立对路过年轻人说：“大哥帮下忙，轮椅有点毛病，帮我放上去。”其实轮椅没坏，他只是不想被当异类，这也是残疾人普遍心声。

在他们看来，过度同情和歧视无异，都没把他们当普通人。媒体报道和文艺创作常打身残志坚牌，虽出发点好，但并非他们所求，他们渴望像王小波说的“不被当残疾人”。

若有一天，我们和残疾人聊天，不聚焦缺陷，而是谈工作、生活、爱好，那他们就真正融入我们了，这也是他们的追求。

在BBC评选的 20 世纪最伟大的六位女性中，汤普森出生患脊柱裂，七岁脊柱塌陷终身瘫痪，却凭一己之力改变社会对残障人士的看法。20世纪70 年代，英国残疾人体育活动少，无障碍设施匮乏，汤普森打破困境，赛场内获 16 枚残奥会奖牌、破 30 项世界纪录，将残奥会打造成重要赛事，让人们关注竞技而非残疾；赛场外，她在多领域为残疾人争权益。她一生挑战偏见，给残障人士带来动力。

残疾人面临的问题，需全社会努力。上世纪80年代，歧视性词汇从官方文件剔除，“残疾”成常用词，“残障人士”“身心障碍者”更显人文关怀，一字之差体现社会态度转变。

“无障碍”不只是设施完善，还关乎人心。即便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完备，异样目光、议论仍是残障人士的心障，且比有形障碍更难消除。虽难像《小小的我》那样让公众深度共情，但我们能从小事做起：不占盲道、不盯缺陷、不模仿动作、先征求同意再帮忙、不用伤人词汇、接纳导盲犬。这些微小行动，如每人挪动0.5mm，汇聚起来就是社会文明的大跃迁，能让残障人士真正融入社会，感受温暖。让我们心怀善意，为他们点亮希望之光。